欲栽大木柱長天

導讀

1936 年,毛澤東在陝北同《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斯諾談話時,深情地回憶 起他的一位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 後來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聯繫。他講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是,他是 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毛澤東如此念念不忘,深情回憶的這位楊昌濟老師是誰?他就是誕生於我的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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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毛澤東在陝北同《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斯諾談話時,深情地回憶起他的一位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後來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聯繫。他講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是,他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毛澤東如此念念不忘,深情回憶的這位楊昌濟老師是誰?他就是誕生於我的故鄉長沙縣開慧鎮開慧村,人稱「板倉先生」,一位發現天才、培養天才、發現領袖、培養領袖的天才教育家、哲學家和思想家,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和夫人楊開慧烈士的父親楊昌濟先生。

楊昌濟出生書香門第,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親,皆是家鄉飽讀詩書的秀才和私塾先生。他的高外祖父,熟讀經史,為乾隆六十年進士,曾任國子監學錄,學問廣博,品德高尚,為世人稱道。

楊昌濟是父親的第三個兒子,七歲進館發蒙,隨父讀書。不幸的是,他八歲喪母,十四歲喪父。二哥被迫挑起家庭重擔,勉強維持家計。外祖母憐惜小昌濟,經常接他去家中居住。他對外祖母感情極深,曾撰文稱讚她仁愛賢良,勤勞節儉,有艱苦卓絕之行。

楊昌濟的舅舅是當地有名的私塾先生,見他聰穎好學,心疼這位無父無母的外甥,總是盡力點撥他。表妹向振熙見他一表人才,勤奮好學,十分憐愛和敬重他。他也十分喜愛這位溫婉可人,善良能幹的表妹。舅舅成人之美,在楊昌濟年滿十八歲時,便將向振熙嫁他為妻。這樣,舅舅向泰椿又成了他的岳父。楊昌濟的父母,曾經要求他像高外祖父一樣,深刻領會聖賢之道,長大成為一個利國利家的有用之才。楊昌濟謹遵父母教誨,時刻砥礪品行,節欲守誠,學而不倦,年紀輕輕,就成為鄉間小有名氣的飽學之士。光緒十五年,楊昌濟十九歲,參加長沙縣學試,進入秀才行列,與本鄉的另一位秀才繆芸可被譽為「一鄉兩秀才」。

1890 年,楊昌濟參加「鄉試」,考舉人不第。此時,他已經結婚,哥哥又染上了毒癮,為了養家糊口,他不得不離家別妻,繼承父親的衣缽,當了一名私塾先生。

楊昌濟讀書學習和教私塾之時,特別仰慕一位湘鄉前輩。這位前輩何許人也?為何能成為楊昌濟的超級偶像?原來,晚清時期,湖南湘鄉出了一位名叫羅澤南

【作者简介】

張冰輝,筆名千江雪,生於湘江之濱,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文學創作班及魯迅文學院第二屆西南六省區市青年作家班學員,香港文藝雜誌社簽約作家,香港文學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已在報刊雜誌發表作品近百萬字。作品被收入《中國散文百家譚》《文摘精品收藏》 《散文精品收藏》

《廣西散文百年》《震撼大學生的 101 篇散文》 等文選。

曾獲「全國青年散文精品大賽」、「全國詩歌散文大賽」

等獎項。已出版散文集《月滿西樓》 《仙境大明山》 《心湖戀歌》,及詩集《雨夜的玫瑰》、長篇人物傳記《傳奇人生——韋貴康》。

文/ 張冰輝

欲栽大木柱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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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學家、經學家和文學家。此人少年時胸懷大志,經史子集無所不通,水利、邊防、河患熟稔於心,天文、輿地、律曆、兵法,無不探其原委。不僅如此,詩文皆出類拔萃。詩是湖湘派的重要代表,文是桐城派享譽湖湘文派的典範之作,在湖南理學經世派中獨佔鰲頭。有意思的是,他十九歲考秀才不中,即回家持之以恆,開始了長達二十八年的私塾教書生涯,後成為湘軍早期名將。曾國藩推他為湘軍宗師,郭嵩燾說他是中興名將之冠首,劉蓉稱他湖湘儒者之魁,左宗棠視他為正學良友,梁啟超認為他治學優於曾國藩,陳獨秀說他代表湖南人的精神,錢基博認為沒有他就沒有湘軍,堪稱「湘軍之父」。

同樣喜歡研讀程朱理學,同樣在鄉村教私塾,同樣十九歲考秀才,相似的人生經歷,令楊昌濟見賢思齊,青年時代,即十分仰慕羅澤南的講學之風,渴望像他那樣,通過自己的講學,培養一大批對國家,對社會真正有用的人才。

1894 年,楊昌濟二十四歲,依然在鄉下教私塾。這一年,妻子向振熙生下了一位千金。楊昌濟初為人父,給愛女取名楊瓊,意為女兒像玉樹瓊枝一樣美麗和珍貴。

這時的他,充滿初為人父的幸福,對自己的教學生活充滿熱愛之情,還揮毫寫下充滿田園詩意的詩篇:松桂一庭綠,雨聲淒正繁。

詩書從意讀,景物未全殘。

幸有生徒樂,初無風雪寒。

胡為常鬱鬱,天地尚平安。

這年 7 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打破了楊昌濟在鄉下田園詩意的讀書課徒生活,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他像那個時代的愛國學子一樣,時刻關注著戰爭的動態,關心著國家的前途命運。戰爭正在進行時,他揮毫寫下憂國傷時的詩句,祈求上蒼保佑國家的安危。朝鮮方坐失,海國尚多機。

邊島烽煙急,中原羽檄飛。

內州防竊發,朝議或從違。

體弱難支局,遙空禱帝扉。

距板倉不遠的高橋鄉,有一位叫楊毓麟的人,與楊昌濟同族,年齡只小一歲,卻比楊昌濟晚兩輩,當時正在校經書院讀書,喚楊昌濟「叔祖」。兩人常常在一起討論時局,情同好友,視為知音。他們反復討論,認為中國「非改革不足以圖存,乃競倡維新之論」。1898 年,「戊戌變法」開始。在湖南,由於有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人的積極努力,加之有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的大力支持,變法運動聲勢浩大,成為全國「最有朝氣」的一省。楊昌濟當時正在嶽麓書院讀書,風雲際會,與維新變法的領袖人物譚嗣同等相遇,受其影響,積極參與了維新變法。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被殺。楊昌濟是譚嗣同器重的學生,恩師為變法而流血犧牲的壯舉深深地刺激了楊昌濟。他隨即離開嶽麓書院,退隱家鄉板倉,一方面繼續進行私塾教育,維持家庭生活,一方面深刻反思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這年農曆八月二十五日,楊昌濟的長子楊開智出生。後繼有人,楊昌濟感覺肩上的擔子更重,身上的責任更大。

在夜闌人靜的時候,他時常想起在嶽麓書院讀書時,向老師譚嗣同提問的往事,時常想起老師的絕命詩中的名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進而思考著自己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漸漸地,他深刻地認識到文化與教育的巨大作用,意識到一個人即使出身寒門,一旦能夠百折不回,公而忘私,忠誠愛國,亦能具有愚公移山,精衛填海,扭轉乾坤的能力。於是,他立定了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的堅定志向。而他的侄孫兼好友楊毓麟在變法失敗後,則轉向政治革命。

一旦意識到國家的自強與個人的自強緊密相連,他便時刻準備著。在教私塾之餘,刻苦地研究經世致用之學,還漸漸有了直接學習西方新知的願望。自在嶽麓書院讀書時,他開始自學英文,每日記英文單詞10 字,過目不忘。英文有了一定基礎後,他又開始自學日文。

1900 年,楊昌濟 30 歲。這一年,他所欽慕的維新變法人物唐才常等人領導「自立軍」起義失敗,愛女楊瓊也不幸夭折,楊昌濟陷入極大的悲痛之中。翌年 11 月 6 日,夫人向振熙再次誕下一位千金。他深感欣慰,愛如掌上明珠,給女兒取名開慧,號霞,字雲錦,期待女兒如火紅的朝霞,如美麗的雲錦,在艱難的世道裏,一輩子生活得美麗而紅火。

但是,國破山河在,歲時常艱難,也讓他彷徨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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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倍感前途渺茫。這時,他的侄孫兼好友,著名的革命黨人楊毓麟從日本寫信來,勸他東渡日本,去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回來後好報效祖國。時代思潮的感召,親友的鼓勵支持,令楊昌濟萌發了留學日本,尋求拯救中華古國出路的意念。

1902 年,楊昌濟參加赴日留學考試,獲官費留日資格,回鄉作出國前準備。岳父向泰椿憐其才,感其志,賣田資助他出國留學。

春去秋來,楊昌濟一直努力尋覓著自己的理想之路。出國留學,是他踏向理想征途的重要節點。年過三十的他,克制著自己的去國離鄉之情,忍受著與妻兒離別之苦,希望從鄰國學來先進的科學知識,拯救自己風雨飄搖的故國!

1903 年,楊昌濟毅然告別板倉,離開親愛的妻兒,與陳天華、劉揆一、朱德裳等人,先從長沙乘船前往上海,再從上海乘船漂洋過海,東渡日本,於 3月 27 日抵達東京。臨行前,他改名「懷中」,表示自己雖身在異邦,卻心懷中華大地。

楊昌濟到達日本後,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師範速成科學習,很快又轉入學習時間更長的普通科學習。不久,國內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抗俄運動。楊昌濟參加了錦輝館的拒俄大會,並且捐款支持拒俄義勇隊活動。基於自己的志向,楊昌濟於留學日本期間,和楊度、楊樹達等人組織了「中國學會」,共同研究和探討各種與救國有關的學術問題。

在弘文學院,楊昌濟學習十分刻苦,成績特別優秀,深得學院院長的賞識。第一學年,他就在湖南留日同鄉會於東京創刊的 《遊學譯編》 雜誌上發表了 《達化齋日記》節選和《教育泛論》。

在《達化齋日記》節選中,他以自己淵博的宋明理學知識,生動地闡釋了儒家「天人合一」「天地萬物一體」,孟子「仁者愛人」,王陽明「以天地之心為心」「我心光明」的思想。還用「壯士斷腕」來比喻仁人志士對天下後世之愛。其中:「毒蛇蜇手,壯士斷腕,非不愛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萬世為身,而以其一身一家為腕,惟其愛天下萬世之誠也,是以不敢愛其身家,身雖死,天下萬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成為他的傳世名句。在《教育泛論》中,他高屋建瓴地指出:「國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國民,使他們有自尊自重的精神,有擔當責任的觀念,有獨立自營的能力,有判斷是非的知識……為天下所不敢為,言天下所不敢言,這樣才足以擔當天下的大任,支持危局,在激烈的競爭的世界中,做到卓然獨立。人如果沒有獨立的精神,叫做奴隸。從事教育的人,如果不能養成國民獨立的精神,只能叫做奴隸教育。」這篇文章中的名言「橫盡虛空,山河大地,一無可恃,而可恃惟我;豎盡來劫,前古後今,一無可據,而可據惟目前。」被他後來的學生毛澤東深刻領會,成為他的基礎思想之一。他的這篇文章,在中國個性解放思想的發展道路上,佔有一席之地,影響十分深遠。

1906 年,他在弘文書院順利畢業,升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專修教育學。在這個學校,楊昌濟結識了一批有學術造詣的老師。後來他回國教書,編寫教育學講義時,曾將有些老師的著作翻譯成中文,作為講義的附錄。而且,在此讀書時,除集中精力上課和閱讀,依然十分關注祖國的前途和命運。在上西洋歷史課時,從老師的授課內容中敏感地意識到,日本人不懷好意,憂慮和警惕他們有繼滿洲貴族統治中國的野心。在日本留學時,他與朋友們一起多次遊覽箱根的紅葉,上野的櫻花,東京附近的熱海、仙臺、宮島、日光等名勝。在遊覽途中,興酣之際,他常提醒朋友們不要忘記祖國的傳統文化,希望他們將世界的新文化與中國儒家的優良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他的朋友李肖聃曾回憶,與他一起到小石川植物園參觀時,就接受他要讀程顥、程頤、朱熹等著作的建議,從此以後,攻讀了他們的一些理學著作,豐富了自己的知識結構。1908 年,楊昌濟即將畢業之際,他的侄孫兼好楊昌濟故居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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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楊毓麟到了英國,與在英國留學的章士釗一道,極力向清政府派往歐洲的留學生總督蒯光典推薦楊昌濟,交口稱讚他的道德學問,於是蒯光典急調楊昌濟去英國深造。楊昌濟接到蒯光典的調令,匆匆結束了在日本的學業,欣然前往英國留學。

1909 年春,楊昌濟進入蘇格蘭阿伯丁大學哲學系學習。他一如既往地刻苦學習,想在最短的時間內,比較全面地瞭解西方社會科學的最新進展,以便學成歸國,更好地完成他教書育人,為國家培養棟樑之材,拯救國家於水火的偉大志向。

當楊昌濟和楊毓麟在英國緊張學習的時候,國內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處於高潮之中。革命黨人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但先後都失敗了。1911 年 4 月廣州起義失敗,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難,訛聞黃興亦死於黃花崗。消息傳到英國,楊昌濟和楊毓麟十分悲痛。犧牲者大多數是同盟會的骨幹,是楊毓麟的親密戰友。他受此刺激,憂傷過度,加上後來看到英國報紙上列強意欲瓜分中國,悲不能勝,竟從阿伯丁大學乘車至利物浦,投海自盡。噩耗傳來,楊昌濟悲痛欲絕。他立即奔赴利物浦,和其他友人一道,共同料理楊毓麟的後事,並寫信征得楊毓麟哥哥楊德麟的同意,將楊毓麟的遺體安葬在利物浦的公共墓園。事後,楊昌濟還寫下 《蹈海烈士楊君守仁事略》,表示對侄孫兼亡友的紀念。1912 年夏,楊昌濟在阿伯丁大學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送別亡友的他,沒有立即回國,先是去瑞士遊覽散心,後又赴德國考察教育制度,並留意德國的政治、法律等各項制度。考察完畢,他帶著亡友的未竟之願,急於返回闊別十年的祖國,返回日思夜想的故鄉長沙,返回親人的身邊。

1913 年春天,故鄉的桃花開了,柳眉兒綠了,屋後的翠竹青了,門前的池塘邊生滿了綠油油的春草,楊昌濟結束在歐洲的留學和考察,回到了故鄉長沙,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板倉。

楊昌濟志在教書育人,於是,他謝絕了湖南督軍譚延闿聘請他為省教育司司長的美意,接受了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第四師範的任教聘請,決心用畢生精力,培養改造社會的棟樑之材。

他將家從風光秀麗的板倉搬到離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不遠的天鵝塘。那裏,面對巍巍嶽麓山,前臨滔滔北去的湘江,背靠鬱鬱蔥蔥的妙高峰,是一個風景優美,又十分繁華的地方。為了方便同事和學生來家找自己,楊昌濟特意製作了一塊小小的銅牌,用工工整整的隸書,在上面刻上 「板倉楊」 三個字,釘在住宅的門外。從此,長沙人喜歡稱這位留學歸來,知識淵博,和藹可親的大學教授為「板倉先生」。

那時,中國教育落後,楊昌濟所教課程,皆沒有現成的教材,楊昌濟臥室窗前的書桌楊昌濟留學英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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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將自己在國外學來的最新的教育學和心理學理論編成系統的教材,又將自己在日本聽過的《西洋倫理學史》翻譯出來,作為高師的教材。在一師,則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廣泛引用西方的理論學識,將《論語》的內容分門別類,自成系統地編寫了一本既有利於學生增長知識,又有利於學生提高道德修養的《論語類鈔》,作為修身課的教材。

在電視劇 《恰同學少年》 中,有一段 「問志」 的劇情,一次在修身課上,楊昌濟慷慨陳詞:「一個人最重要的事是立志,是高尚其理想,以後一言一行都要做到力圖符合這個理想。」當他詢問了幾位學生的志向之後,轉身返回講臺之際,青年毛澤東突然向他發問:「請問老師您的志向是什麼?」他快步走向講臺,拿出粉筆,在黑板上奮筆疾書了一副聯語:「自閉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木柱長天。」然後坦言:「楊某平生無為官之念,無發財之想,悄然遁世,不問炎涼,願於諸君中擇一二良才,栽得參天之大木,為我百年積弱之中華撐起一片自立自強之天空,則吾願足矣!」青年毛澤東在一師時,是楊昌濟老師家的常客,常常去他家請教學問,談論讀書心得。楊昌濟曾在 《達化齋日記》中誇讚他「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那時,每逢周六或周日,毛澤東等人都要來到楊昌濟家中,一起討論讀書和哲學問題。楊昌濟對學生們的要求,總是有問必答,傾囊相授。在一師,楊家聚會,往來無白丁,談笑有師生,成為古城長沙一道亮麗的風景,成為學界的美談。楊昌濟「奮鬥和向上的人生觀」,催生了「新民學會」,成為新民學會最初的思想來源。有研究者認為,楊昌濟是「新民學會的精神導師」,我看當之無愧!

1914 年 10 月,楊昌濟在長沙出版的《公言》雜誌上,發表著名的《勸學篇》,提出分階段學習西方文化,喚起國民的自覺,並強調學術民主,主張「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言論自由,真理乃出」,希望打破思想界的沉寂,在學術上創造出一個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繁榮局面。他的關於新階段思想的提出,像預言,也像號角,預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即將來臨。

1915 年,以《新青年》出版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開始後,楊昌濟又像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將新文化運動的火種引進湖南。當時,《新青年》雜誌在湖南銷量極少,楊昌濟就自掏腰包,訂購若干本 《新青年》,分贈給他心愛的學生毛澤東等人閱讀。一時之間,聚集在他身邊的一批學生,成為《新青年》最熱心的讀者。這些人,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之外,就是看《新青年》,談《新青年》,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這樣,《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對舊禮教,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勞工神聖,反對剝削生活,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迷信與獨裁的觀點,就如星星之火,在湖南漸漸燎原!

楊昌濟東渡日本、遠涉英倫、遊歷瑞士、考察德國,深諳國家振興離不開教育振興,而教育振興的根本在大學教育。楊昌濟出國留學前,湖南還沒有一所綜合性大學。他在英國阿伯丁大學留學期間,曾與同在那裏留學的湖南同鄉章士釗談論,想在湖南創立一所省立大學。留學考察歸來,他便更加積極推動籌建湖南大學之事。他聯繫多名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聯名向湖南省政府遞交呈文,請求在高等師範學校校址創辦一所綜合性的省立大學。在他們懇切而強烈的要求下,湖南都督譚延闿批准立案,設立湖南大學第二籌備處,聘請楊昌濟任主任,主持其事。後來,他又將此呈文改寫成《論湖南創設省立大學之必要》一文,再次強調嶽麓書院的千年文脈和人傑地靈,以及創辦湖南大學的可行性、緊迫性和必要性。

1926 年 2 月,湖南大學正式誕生。這時,楊昌濟英年早逝,已長眠地下 6 年,未能躬逢這一盛事,未能親眼看到自己的理想變為現實。有學者撰文稱,楊昌濟是「湖南大學藍圖設計第一人」,是傳統書院走向現代大學的「連接千年學府的靈魂人物」,對湖南大學的定名面世有「開創之首功!」

1918 年,楊昌濟留學歸國為湖南服務五年的合約期滿後,接受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請,出任北大哲學系教授。他於當年六月端午節前後,離開念茲在茲的故鄉長沙,舉家搬到北京,住在鼓樓大街豆腐池胡同 15 號,開始了北大講壇的人生新篇章。他教授的課程,必修課為倫理學,選修課是倫理學史。與在湖南任教一樣,所用教材也是他自己翻譯和編寫。

1919 年 1 月 20 日,楊昌濟在《國民》雜誌創刊號上發表《告學生》一文。這是一篇高屋建瓴,高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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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矚,影響深遠的雄文,它像一聲嘹亮的號角,吹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哨聲。在這篇雄文中,他號召學生做覺醒的一代,先自己覺醒,再去喚醒國民,喚起國民的自覺,改變國民有奴隸思想而無國家思想的狀況。這篇雄文,發表在五四運動的前夜,與五四時期的個性解放思想,科學與民主思潮完全一致,與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方向完全一致,對學生積極投入當時激烈的政治、文化鬥爭,有著振聾發聵,不可磨滅的作用!文中的名言「必有獨立之思想,始能有獨立之人格」,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依然有著深刻的意義!楊昌濟登上北京大學講壇,發表文章,打開新局面的時候,他曾經在長沙著力栽培的青年學生,尤其是新民學會的「基本會員」,卻面臨畢業後即將走入社會、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以前,他們在學習與生活上遇到難題,總是喜歡去楊老師家,請他釋疑解惑,現在楊老師去北京了,他們感覺失去了領路人,失去了主心骨。幾經商量之後,他們決定由毛澤東寫信向敬愛的楊昌濟老師請教。很快,楊老師給他們回信了,勸毛澤東到北京大學讀書,建議新民學會的「基本會員」抓住「赴法勤工儉學」的良機,尋找救國圖強知識和真理。

毛澤東等人接到楊昌濟的回信之後,仿佛從烏雲沉沉中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他們欣喜若狂地集中在一起開會,決定派蔡和森到北京打前站,拜見楊昌濟老師,和他商量赴法勤工儉學之事。當毛澤東、蕭子升等離開長沙,來到北京,楊昌濟立即協助聯繫赴法勤工儉學的領導者蔡元培、李石曾,安排這些湖南青年進入長辛店、保定育德中學等處所辦的留法預備班學習,而毛澤東和蔡和森則留在北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工作。

因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存在路費困難,楊昌濟又應蔡和森的請求,與胡元侈、熊希齡、範源濂等在京的湖南知名人士一起出面擔保,向僑工局借款,解決青年學子赴法留學的路費問題。楊昌濟就像一盞指路明燈,照亮新民學會學子們前進的方向,又像一棵大樹,為他們撐起一片巨大的綠蔭。

這年 10 月,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幫助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整理書刊,協助張申府登記圖書目錄。楊昌濟的主薦,為毛澤東接觸李大釗創造了良好的機遇。在這裏,毛澤東讀到了許多過去難以讀到的書刊,見到了許多新文化運動中的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還參加了北京大學新成立的新聞研究會、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由於在李大釗手下工作,李大釗的言論和行為給毛澤東以最直接最深刻的影響。李大釗是中國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親耳聆聽了他 《庶民的勝利》 的演說,親自閱讀了他發表在 《新青年》雜誌上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開始瞭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信仰上開始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之際,楊昌濟胃病復發,全身浮腫,只好到北京大學教師集資創辦的西山療養所療養,全家也搬遷到此。療養期間,楊昌濟仍然關注著時局的變化,讓女兒開慧天天給他讀最新的報紙。這年 12 月,楊昌濟病情轉重,由西山療養所轉入北京德國醫院治療。這位勤奮的學者,躺在病床上,依然在思考如何精選教材內容,如何改進教學方法,依然在盤算著病癒後的工作計畫。他準備五年之後,帶著全家遊歷巴黎,學習和研究法德兩國的文字,再為自己的國家好好工作 50 年。

在楊昌濟胃病復發前,毛澤東因母親病危,不得不離開北京大學圖書趕回湖南。後經他的同班同學、新民學會會員周世釗介紹,在其任教的修業小學做了一名歷史教員。在北京爆發五四運動的時候,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會員們,也在長沙進行反帝和內爭主權的鬥爭,並創辦了《湘江評論》。12 月中下旬,毛澤東率新民學會會員代表團為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再次來到北京。當他得悉楊昌濟老師病重的消息,立即趕到醫院探望。

楊昌濟不顧自己病重,仍然關心著湖南的局勢,關心著新民學會會員們的前途發展。毛澤東每次前去探視,他都強打精神,和他談五四運動,談湖南局勢,談年輕人的前途發展,勉勵他和新民學會的會員們努力和惡勢力進行鬥爭。

他們不知道的是,死神已經悄悄等在門外,隨時準備將楊昌濟這位偉大的教育家,勤奮的學者的生命火花熄滅。

1920 年 1 月 17 日,他強撐病體,給他的好朋友、英國留學同學、北洋政府教育部長章士釗寫信,懇切舉薦毛澤東和蔡和森這兩位高足。信中說:「毛蔡二君,當代英才,望善視之!」「我鄭重語君,毛蔡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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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二子。」

寫完此信,他長舒了一口氣,對前去探視的友人說:「吾意正暢。」然而,就在他說完這句話,死神迫不及待地來到病床前,奪去了這位偉大學者的生命之火!

楊昌濟的一生,如同一支兩端燃燒的蠟燭,既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又如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顆靈魂撞擊另一顆靈魂,在天地間發出美妙的和聲。哲人其萎,其音不絕。

楊昌濟的英年早逝,對國家,對中國教育,對湖南學界,對新民學會和毛澤東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對楊開慧一家來說,更是相當於天崩地裂。

1920 年 1 月 20 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楊昌濟病逝的消息。22 日,楊開智、楊開慧兄妹在《北京大學日刊》 發表訃告。同日,蔡元培、範源濂、楊度、章士釗、黎錦熙、毛澤東等 29 人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 發表啟事,介紹楊昌濟生平,高度評價他的一生。25 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胸佩白花,臂戴黑紗,懷著沉痛的心情,隨著低沉的哀樂,在悲壯肅穆的氣氛中,走上設在「憫忠臺」上的靈壇,莊嚴宣佈追悼大會開始。隨後,青年毛澤東步履沉重地走上靈壇,畢恭畢敬地在楊昌濟老師的遺像前三鞠躬,言辭悲切,聲淚俱下,哽咽著宣讀由蔡元培、章士釗等 29 人聯名發佈的《治喪辭》。一時之間,法源寺內,楊昌濟的夫人向振熙,兒女楊開智與楊開慧和其他親友泣不成聲,淚飛如雨。

蔡元培先生作為中國教育界泰斗,北京大學校長,素來不拘一格愛才惜才,與楊昌濟志同道合,他的挽聯透露深切的惋惜之情:

言有物,行有倫,論人格可謂君子;

學不厭,誨不倦,惜本校失此良師!

毛澤東的挽聯更是深悲痛切:

憶夫子易簀三呼,努力努力齊努力;

恨昊天不遺一老,無情無情太無情!

北京大學師生們亦集體撰寫挽聯,對楊昌濟的人品、治學、教學等方面給予高度評價:念物力艱難,持躬以儉,憫人心陷溺,矯弊以誠,盛德豈阿私,世論猶存公不朽;

治東西哲學,獨探其微,主南北講壇,群服其教,宏文發奇彩,士林相見涕頻揮。

楊昌濟英年早逝的消息傳到長沙,在長沙也引起了教育界和新聞界的極大震動。1 月 18 日起,湖南 《大公報》連續多日刊登《楊懷中先生昌濟於北京逝世》的消息。3 月 22 日,楊昌濟在長沙的生前好友李肖聃、柳午亭、繆芸可等人,於長沙興漢門衡粹女校舉行隆重的公祭儀式,悼念這位為教育事業奉獻了畢生精力的著名學者與教育家。

李肖聃握筆痛悼留日同學兼好友楊昌濟,在《楊懷中先生遺事》一文中深切悼念說:「好學之篤,立志之艱,誨人之勤,克己之苦,求之友人,遂無此人。」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的同事兼好友徐特立撰聯以挽:

海內失人師,豈為私交方一慟;

湘中多厄運,應知精魄亦難安!

柳午亭先生的兒子柳直荀,回想起在長沙讀書時,寄居楊先生家中的情景,帶著無限仰慕之情沉痛悼念:三載侍師門,待我真同親弟子;

平生無怒色,見公如對古聖賢。

何叔衡想起在第一師範讀書時,楊先生勉勵他們以聖賢為榜樣,向聖賢學習的情景撰聯悼念:我曾在長沙,聽講過聖賢豪傑之特質;

誰能繼先生,合參得中西倫理之大成。

楊昌濟逝世,收到挽聯 140 餘首,詩文不計其數,倍極哀榮。它們全面概括了楊昌濟的高尚品格,充分肯定了他至死不渝的奮鬥精神,廣泛表達了社會各界對他的尊敬,亦濃濃地表達了人們對他英年早逝的巨大遺憾!

1920 年 2 月中旬,楊昌濟的夫人向振熙和兒子楊開智、女兒楊開慧等人,扶著他的靈柩,從北京返歸長沙板倉故里。毛澤東一路護送到武昌,然後折返上海,去參加全國學聯會議。

楊昌濟魂歸故里後,與其父楊書樵合葬於故鄉棉花坡,與板倉的青山綠水、青松翠柏永遠融在了一起。可喜的是,斯人雖逝,薪火相傳,其道大光。而他點燃的火種,將於二十九年後,在世界的東方,捧出一輪紅日,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